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共收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诗歌三百零五篇。原名《诗》或《诗三百》，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才将孔子整理过的《诗》称之为《诗经》。

《诗经》本是乐歌，有的还是舞曲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：“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合韶武雅颂之音。”《诗经》按音乐类别分为风、雅、颂三大类。郑樵说：“风土之音曰风，朝廷之音曰雅，宗庙之音曰颂。”后来音乐失传，只剩下歌词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《诗经》。

《诗经》常用的表现手法是赋、比、兴。朱熹说：“赋者，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；比者，以彼物比此物也；兴者，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。”赋就是叙述和描写，比如《豳风·七月》就全用赋体。比，就是比喻。兴是启发，是诗人先见到一种景物，触动了他心中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而发出的歌唱。如《关雎》，诗人看见河洲上关雎关关鸣叫，追求它的伴侣，便联想到君子追求淑女的主题。

《诗经》在先秦诸子及各国卿士大夫之间有广泛的影响，在外交、社交等不同场合，他们引用诗句，婉转表达自己的观点，起到了言简意赅的作用。当时有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的说法。《诗经》虽遭秦火，但仍得以流传。汉时传授《诗经》的有四家，齐之辕固、鲁之申培、燕之韩婴、赵之毛苌。毛亨作《毛诗故训传》（简称《毛传》），即训释《诗经》之作。东汉末年郑玄为《毛传》作笺，学习毛诗的人大增。其后三家诗亡，独“毛诗”大行于世。我们今天看到的《诗经》本子就是“毛诗”。

唐初唐太宗令孔颖达等人为《毛传》、《郑笺》作疏（即《毛诗正义》），进一步确立了毛诗的正统地位。

《毛诗》的序文称之为《毛诗序》或《诗序》。《诗序》有所谓大序、小序之分。大序是在首篇《关雎》题解之后所作的总序，小序是指《毛诗》三百零五篇每篇的题解。《诗序》究竟出于何时、何人之手，聚讼纷纭，至今也未能圆满解决。

后人不断对《毛传》和《诗序》的有些解说提出质疑。北宋欧阳修认为，《毛传》、《郑笺》在诗义的解说方面有穿凿附会之病，遂作《毛诗本义》。苏辙在欧阳修影响下作《诗集传》。后朱熹《诗集传》出，对小序作了总的批判，可谓研究《诗经》的集大成者。但欧阳修的滥觞之功实不可没。正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评，《诗经》研究“至宋而新义日增，旧说几废，推原所始，实发于修”。

但后人发现朱熹的解说亦有不合《诗经》本义的。清人胡承洪作《毛诗后笺》，陈奂作《诗毛氏传疏》，姚际恒作《诗经通论》，马瑞辰作《毛诗传笺通释》，方玉润作《诗经原始》，王先谦作《诗三家义集疏》等，一时蔚为壮观。《诗三家义集疏》收辑西汉以来齐、鲁、韩三家诗说，兼取后人疏解，折衷异同，加以考核说明，把《诗经》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。

随着研究的深入，《诗经》的本义不断被发掘出来，同时也不断有好的专著问世。较有影响的有陈子展先生的《诗经直解》、程俊英女士的《诗经译注》、金启华先生的《诗经全译》等。《诗经》时代离我们愈来愈遥远，甚至文言文也淡出了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更需要一本更直白注译《诗经》的专著。张俊纶先生的《诗经译注》就是在这种期待下应运而生的。

俊纶先生的《诗经译注》是普及本，由原诗、直译、注释、解说四部分组成。原诗旁附直译，一目了然。直译采用的是字词对照，基本不增不减的办法，使读者极易理解原诗含义。注释则择善而从，以豁然明白为旨归。解说则以畅晓通俗的语言、要言不烦的篇幅，揭橥作品本义，阐述诗歌要旨。俊纶先生是民俗专家，他利用尚存民间的古音，对《诗经》之义多有发明。如《大雅·泂酌》“可以餴饎”之句，俊纶先生认为餴饎是炊饭的两种方法。炊饭将熟，使蒸气不致流散，微火煨之，称之为“餴”。淘洗后沥米于筲箕，使米含湿而不浸，将用于蒸，称之为“饎”。此二语音义仍保留在江汉平原南部口语中。经此一解，原扞格不通之句则豁然而明。

同时俊纶先生还利用类比之法，对前人之说多有修正。如《大雅·常武》“如震如怒”句，马瑞辰训“如”为“而”，训“震”为“威”，训“怒”为愤怒之怒。注家多采之。俊纶先生则训如为如彼之如，震为雷，怒为怒雷，即大雷。盖《常武》尚有“如雷如霆”、“如飞如翰”之句，皆同类词。雷、霆，都是雷，名词。飞，疾飞之鸟；翰，高飞之鸟，都是鸟，亦皆名词。以类词而比照之，则震、怒应是名词，而不应是形容词。俊纶先生之说使人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。

俊纶先生之说，踵接前人，加之己意，故能切中肯綮，深入显出，使初学者闻弦歌而知雅意，过殿堂而窥壸奥。执所付之耒耜，入《诗经》之园圃，您会觉得别有洞天，流连忘返的；会开卷有益，收获丰美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