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管子》是战国诸子中的重要著作。大家知道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最伟大的文化现象是“百家争鸣”，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、阴阳家、农家、名家、兵家等学派，横空出世，异彩纷呈，争奇斗艳。各家的学说主张，都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一大批具有原创价值的经典著作，历久弥新，熠熠生辉。《管子》即其中之一。

《管子》一书，是否可以顾名思义地认为，是春秋时管子的著作呢？研究表明，不是。这是一部托名管子的著作。管子即管仲、管夷吾，春秋早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政治家。但《管子》一书的著作者们，大约都生活在战国，比管子要晚两三百年。他们之所以要托名管子，不单是因管子声名显赫，最主要的原因是，他们有意要追寻、总结管子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历史经验。就是说，《管子》是一部阐述“霸道”的大书。这就涉及到了《管子》成书的背景：战国时齐国的争霸。

我们知道，西周时的齐国君主姓姜，战国时期则姓田（陈）。在田姓贵族篡夺齐国政权后，就开始了新的争霸。田齐历经桓公、威王、宣王、湣王、襄王、王建各代，其霸业在威、宣之际达到顶峰。从西周的姜太公时期起，齐国就利用自然条件，广开渔盐之利，是一个经济发达的邦国。管子辅佐齐桓公称霸，《史记》记载，也是“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，与俗同好恶”。齐桓公笼络天下诸侯，史书说：“轻致诸侯而重遣之，使至者劝而叛者慕。”——诸侯来齐国时带来的礼物少，走的时候受馈赠的物品多，归顺的诸侯对齐国更加尽心，没归顺的诸侯则心生羡慕。这样来维持霸主地位，国家若不富裕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。而管仲这个人，就有这样的本事，不但能带兵打仗，管理国家经济也是一把好手。孔子说，管仲相齐桓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不以兵车。这也说的是管仲辅佐齐国霸业，不是靠武力杀伐，而是靠战争之外的各种政治经济因素，一句话，靠国家综合的威力。到了“七雄并立”的战国时代，齐国的争霸，还是那样自有特点。很明显的对比是，它不像商鞅在秦国变法那样，主张重视小农，主张“利出一孔”（百姓要获得土地，只有去为国家打仗一条路，叫做“利出一孔”）以控制全国民众。一个老牌贵族国家，“渔盐之利”搞了几百年，如何可能只重小农？经济的发达百业皆兴，又如何可以“利出一孔”？田齐霸业自有特点，那就是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强盛的同时，学术也极端繁荣。与商鞅极力禁绝民众读书、求学相反，田齐君主多对学问、对有学问的先生们大感兴趣。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说：“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，自如邹衍、淳于髡、田骈、接予、慎到、环渊之徒七十六人，皆赐列第，为上大夫，不治而议论。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。”大宅高官地给七十多个士人以优厚待遇，便是齐国特有的霸主气派。正是这样的气派，给伟大的学术提供了条件。稷，齐西门之称，学宫设在稷门附近，称稷下。稷下学宫最盛时，学生就有三千多。各家各派的学者，还远不止《史记》所述的士人。据学者钩沉，活跃于稷下的人物，还有许多，举其大者，如儒家的孟子、荀子，都先后到过稷下，荀子还曾为学宫的祭酒。举目望去，稷下学宫的规模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。

学者、思想家们在学宫的话题是无拘无束的，各家各派都在发表自己的主张，处士横议，议论生风，思想的风云际会之中，有冲突、辩驳，也有吸收、融合。按当代学术界的看法，在稷下的这些学者中，就有一些人士，对管子如何辅佐齐桓称霸的经验感兴趣，并写出了相关的著作，这就是《管子》一书。当然，《管子》一书，还包含着其他内容，如黄老道家的文献，儒家思想等等。绝大多数篇章，都产生于田齐争霸的时代。

稷下学宫的学术交融，决定着《管子》一书的特色。不同于道家的《老子》《庄子》，儒家的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等，《管子》的显著特色，是它的思想的融通性。可以说，它是一部汇聚百家学说的著作。在《管子》中，可以看到儒家的思想，如《牧民》篇称礼、义、廉、耻为“国之四维”，称“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”；可以看到道家的思想，还是《牧民》篇，称“下令于流水之原者，令顺民也”，与《老子》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为心”颇为相符；可以看到法家的思想，如《修权》篇称“法者，将用民之死命者也”，颇似《商君书》的口吻；还可以看到阴阳家的思想，如《幼官》和《幼官图》，其努力将人事行为限定顺守时令的用心，正是阴阳观念的硬核；此外，墨家的非攻言论，农家对地利的筹划，兵家的战事计谋，等等，都能在《管子》中分明地嗅到它们的气息。因此，《管子》一书的学术性质难定，说它是道家吧，它有儒家的内容；说它是法家吧，它又有黄老的思想。它的统一性，不表现在思想内涵的一致，而表现在成就霸主、帝王目标的确定。为了这一点，什么学术思想都可以拿来为用。

这决不意味着《管子》是一部杂凑的书。《管子》的融通百家，是为齐国打造一个帝王、霸主的学术，这正是统领全书的中心。书中关于帝、王、霸等等的言论颇多，就是明证。而《管子》一书之所以能汇聚百家，也正是因为他们承认各家之说对成就王霸之业都各有用场。那么，这是否就可以说《管子》只是融合，就没有属于它自己的新创意了呢？也不是。在融汇中，思想也在发展。例如道家思想，在《管子》的《白心》《内业》和《心术》诸篇之中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家思想由《老子》向“黄老道家”的转移。举一例言之，《老子》中的“我无为而民自化”之类的言语，在上述黄老诸篇中，已变成“君主无为而臣下有为”式样的言论。《老子》是“君”与“民”相对而谈，在黄老则是变成“君”和“臣”的相对，其间的变化不是很大的吗？这也恰恰可以看到《管子》帝王术的特质。不过，在《管子》诸多思想的表述中，最具有特色的是它的“富国”主张。这部分内容，一般称为“轻重”理论，简单地说，就是利用市场物价波动的规则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。什么意思呢？例如粮食与货币，当年成好的时候，粮食丰收，同样的钱能买好多粮食，如此就可以说，粮食为“轻”，货币为“重”；相反，若粮食歉收，则货币就“轻”，粮食就“重”。孰轻孰重，总是变动不居的，国家的统治者应当顺时而动，把握时机，争取在这样的波动、变化中成为最大的获利者。类似的观点曾流行于战国东方一些国家，但像《管子》这样集中深入地加以论述，则实属罕见。说到《管子》的经济思想，它的一些观点真有些出人意表。例如《侈靡》篇居然说，鸡蛋雕一雕花再煮，木柴刻一刻纹再烧，这样可以增加就业。直到很晚近的时期，学者才发现，原来这是在表达一种消费可以刺激就业的经济论！多少年人们读不懂它，是因它与古代主流的节俭的经济观念差异太大。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读者，面对这样的经济观念，常常会作如是想：当时的齐国以及东方社会何等发达，才会有这样的言论啊！

《管子》一书历来号称难读。原因很多，最主要的，还是因为随着秦朝的统一，随着重视小农经济的王朝的建立，随着儒家思想的占据统治地位，《管子》一书因其与主流思想有异，而被学者荒忽。在唐代，国子博士尹知章对其作过注（本书引用时称“尹注”），有筚路蓝缕之功，但尹注既有佚失，所存者讹误也不少。就是到了清朝乾嘉古籍整理的繁盛时代，《管子》也缺少一部叫得响的整理性著作。近代以来，随《管子》蕴藏价值的逐渐被重视，出现郭沫若《管子集校》、马非百《管子轻重篇新诠》、黎翔凤《管子校注》等著作。